通过实地问卷调研，我们获取了有关上海市外来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最新的第一手数据。调研样本576，其中有效样本500，使得我们能在基本保证结果可信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使用logistic和multinominal logit的方法，我们发现耕地对于迁移意愿影响的非单向性，并基于此结论分析了重庆户籍改革政策“先转户、缓征地”的合理性，也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春节临近，外地农民工返乡导致的城市半瘫痪状态引发我们对于农民工迁移的思考，并由此展开了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调查。
在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背景下，农民工向城市的迁移被划分为永久迁移和非永久迁移（包括暂时性的循环迁移等）。缺乏户籍制度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农民工迁移受到很大制约。同时，耕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品，无法自由流转，使之无法作为一种资本带入城，从而也制约了永久迁移意愿。除了耕地和户籍以外，教育及是否“80后”等因素也会影响永久迁移意愿。
我们以发放问卷的形式开展了调查，获取了500个有效样本。先简单根据“是否希望一直留在上海”，界定了永久迁移意愿和非永久迁移意愿。并基于样本数据，从人口基本特征、经济情况、社会生活特征和融入程度指标四个方面，展现在沪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态。
在此之后，我们沿用之前对永久迁移意愿的定义，采用logistic方法考察了各因素对于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较高的融入程度以及今后让孩子留在城市的意愿促进了永久留沪意愿。此外，教育对于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呈V型。在控制了收入、年龄等一系列变量后，小学及以下学历和大专以上学历的外来农民工仍然表现出更强烈的永久迁移意愿。我们认为，知识外溢、干中学效应以及与城市自身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使得低学历农民工表现出强烈的永久留沪意愿；而对于信息以及高层次文化的追求使得高学历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也更强烈。另外，“80后”农民工表现出更强的永久迁移意愿
最后，我们采用multinominal logit方法着重考察了耕地因素，发现耕地对于迁移意愿的影响不是单方向的。耕地促进农民工从不再迁移转向循环迁移，却制约其从循环迁移转向永久迁移。我们认为，在面临城市失业风险的背景下，耕地的潜在保障功能为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而促进农民工迁移至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然而，耕地无法作为一种资产带到城市，农民工又不希望失去有保障功能的耕地，使得耕地作为一种成本制约农民工从循环迁移转向永久迁移。
根据实证结论，我们认为，唯有用城市中的社会保障替代耕地的保障功能，“解放”耕地，自由流转的耕地才能成为农民工进城的资本，最终促进永久迁移。由此，社会保障与耕地需要联动改革。进一步，我们联系2010年重庆户籍改革，分析其思路的合理性，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同步完善地权和耕地流转市场，而与农民分享耕地流转和升值过程中的收益，并防止农地流失。

第十二届“挑战杯”作品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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