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乡与还乡，封闭与开放，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碰撞、推拉与张力之中，农民工处于一个不断被排斥的过程，并不断走向边缘性的地位。本研究着眼于在危机语境的逻辑与情境之中，具有返乡打算和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是如何做出“去与留”抉择的。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农民工的内在抉择机制，并比较不同类型的农民工（传统代与新生代）危机应对与抉择机制的差异。

农民工作为一种流动中的社会现象，其社会身份是一种双重的缺席：作为城市的圈外人和农村的失落者。同时，作为城市现代化的苦力和农村变化的输血者，农民工又是城市与农村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在危机语境框架下讨论在城乡推拉与张力之间不同代农民工的困境认知与应对方式。首先对危机语境的内涵与逻辑做出界定：它不仅是一个外在结构性、制度性的困境，必须结合农民工内在认知层面与具体实践情境进行考量。其次，使用推拉模型分析农民工的迁移流动，经济驱动力使他们来到城市，而当制度身份障碍、机会与技能断层、都市生活成本限制、污名与社会排斥将其推入困境之时，土地退路和乡土温情的吸力彰显出来。返乡之后却往往发现，见过世面的归人已经和曾经的乡村生活发生断裂——他们不仅是城市人眼里的外来者，也成为家乡人眼中的“异乡人”。这里我们将经济、制度危机纳入城市推力，文化、社会危机作为乡村吸力来分析，但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划分，因为任何吸力或斥力都是在比较中显现出来的。最后，引入代际差异理论对农民工内部进行比较分析。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离乡与还乡、城市与乡村、封闭与开放、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碰撞、推拉与张力之中，不断被边缘化的“候鸟”群体普遍面临“去与留”的抉择困境。作为多元异质性群体，不同代农民工在危机语境的认知逻辑与困境应对方式上表现迥异，去留抉择机制也显著不同：城市文化的排斥与融入，身份认同方式的应然与实然，谋生技能的退避与进取，乡土作为归属还是退路，愿景的自我激励与期望传递，消费模式从生计型到享受型，抗争技术由被动性防卫型向主动抗争型转变等等差异和趋势，让我们洞察到新生代的主体性力量，这个发现可以为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变迁，以及对城乡关系、制度结构的调整趋势提供借鉴性意义。尝试提出根据新生代与传统代区别安置，向中小城市合理引流等政策建议。
文章创新之处在于，以危机语境在宏观结构与微观实践间搭建桥梁，关注外在危机在个体认知层面的投射；以“新生-传统代农民工困境应对与选择机制模型”，对危机语境下农民工去留抉择机制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解释框架；对既有研究作出补充，为新生代成为农民工主体性趋势的研究抛砖引玉，为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建言献策。

第十二届“挑战杯”作品 一等奖
2011年5月，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北京大学"挑战杯"特等奖。2011年，北京市团学联，首都“挑战杯”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