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单位: 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协   教育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全国学联  

承办单位: 贵州大学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现代化进程中福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状分析——基于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分析视角
小类:
社会
简介: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这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之所以形成的最充分的市场基础。与此同时,农民工子弟学校创办者和农民工家长基于各自经济理性的考量而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形成的过程中分别成为供需方;政府部门则展现了其政治理性的一面——对服务型政府的诉求。
详细介绍:
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已有的文献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的因由及其发展困境,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但是,本文认为,已有文献亦存在着三点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对于农民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是这些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如何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价值中立”的原则,基于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场域世界开展研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其次,政府部门的完全失语,这些文献剥夺了政府部门的“话语”资格,且立足于批判、指责政府部门,认为政府部门没有公平对待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并设置了诸多障碍,阻挠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开办。但相关研究尚未探究政府部门是如何基于特定的场域世界而内化出自有的惯习。 第三,僵硬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往往成为这些研究的矛头指向。这些研究表明,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违背了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原则,进而无益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益于实现农民工群体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但尚未从历史场域的角度,解读出二元户籍制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形成所发挥的特有的功能。 为此,本研究通过调查及分析,试图对这三点加以回应。其中,对于第一点商榷之处的回应,我们认为,农民工群体有着自身特有的理性惯习,他们会像“经济人”那样通过理性计算,选择适合自己特殊情况的劳动力再生产,以及社会化的模式,因而在分析农民工群体的选择行为时,研究者必须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 对于第二点的回应,亦即政府部门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打压和不作为,我们认为,农民工子弟学校实质上是私立民办学校,具有盈利性质,就如一般的企业一样,因此,学校资质的优劣更多地需要靠办学者而非政府部门的投入,后者的职责更多地在于监管和引导。 对于第三点的回应,我们认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之所以形成的最大的制度性保障,并向其提供了市场需求。具体而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二元户籍制度为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商品,据此满足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此种类型的现代化不但意味着实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亦即形成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还意味着以低价的产品促进了价值的全球实现,维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只要中国继续追求现代化,将自己的发展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就不可避免地得益于二元户籍制度的城乡标准所伴生的农村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低成本。以此为基础,满足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随即拥有了最大的制度性保障和市场需求。

作品专业信息

撰写目的和基本思路

我们认为,要将农民工子弟学校放置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亦即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一个力争实现现代化的世界场域。这一现代化场域赋予了在该场域中的个体以特定的惯习。具体而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形成,是政府部门、农民工子弟学校创办者和农民工群体在现代化的宏观历史进程和场域背景中,基于自身的场域位置所运作而成的产物,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社会事实。

科学性、先进性及独特之处

本作品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 理论方面,通过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生成因素的宏微观分析,我们认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理性准则为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低成本性的劳动力,这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之所以形成的最充分的市场基础。 方法方面,我们运用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展开分析。

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已有的文献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的因由及其发展困境,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但是,本文认为,已有文献亦存在着三点值得商榷的地方。为此,本研究通过调查及分析,试图对这三点加以回应。

作品摘要

何谓现代化?或者说,现代化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现代化”的概念和内涵极为繁杂,但其中所表征着的工业化及其带来的社会关系加速变迁与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化是一个基本内含;同时“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即“理性化”(韦伯,1998),抑或说,现代化的场域培育出了理性的惯习。 对于置身现代化场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而言,其理性准则恰恰体现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全球化提供了最为充足、最为廉价的劳动力商品: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于量的规定性上在于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于质的规定性上则在于因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城乡工资标准的差异,甚或农民的非国民待遇。因此,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亦即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需要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及其社会化,换句话说,履行对下一代教育的责任,这恰恰成为农民工子弟学校之所以形成的最充分的市场基础。

获奖情况及评定结果

本作品于2010年5月8日在福建师范大学举办的“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与社会保护”会议上宣读,该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专业委员会、福建师范大学主办,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协办。 本作品还作为2010年10月23日于福建漳州师范学院举办的福建社会学学会2010年年会参会论文;该年会由福建社会学年会主办,漳州师范学院承办。

参考文献

[1]郭建鑫.教育公平、公共财政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保障机制[J].成都:农村经济,2007,(1). [2]郝品石.户籍制度改革的另一种思路[J].北京:读书,2003,(2). [3]黄剑波.“农民工”子女的基础教育———主要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J].北京:青年研究,2006,(9).  [4]刘武俊.户籍制度改革不宜缓行[J].北京:读书,2001,(12). [5]吴燕霞.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J].福州: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1). [6]吴志晓、刘艳.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中小学学生学习困难探析——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J]. 黔东南自治州: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5). [7]于忠海.合法性与再生产: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反思———布迪厄场域的视角[J].长沙:现代大学教育,2009,(5). [8]赵静.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J].长春:现代教育科学,2008,(5). [9]周序.文化资本与学业成绩——农民工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J].北京: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2). [10]黄海刚.布迪厄文化权力理论下的高等教育公平[J].北京:比较教育研究,2008,(4).

调查方式

走访、问卷、现场采访、个别交谈、文件

同类课题研究水平概述

已有的文献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的因由及其发展困境,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但是,本文认为,已有文献亦存在着三点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对于农民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是这些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如何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价值中立”的原则,基于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场域世界开展研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其次,政府部门的完全失语,这些文献剥夺了政府部门的“话语”资格,且立足于批判、指责政府部门,认为政府部门没有公平对待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并设置了诸多障碍,阻挠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开办。但相关研究尚未探究政府部门是如何基于特定的场域世界而内化出自有的惯习。 第三,僵硬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往往成为这些研究的矛头指向。这些研究表明,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违背了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原则,进而无益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益于实现农民工群体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但尚未从历史场域的角度,解读出二元户籍制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形成所发挥的特有的功能。 通过以上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试图对这三点值得商榷的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与回应。此外,在具体的研究分析方面,本文认为,要将农民工子弟学校放置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亦即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一个力争实现现代化的世界场域。这一现代化场域赋予了在该场域中的个体以特定的惯习。换句话说,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形成,是政府部门、农民工子弟学校创办者和农民工群体在现代化的宏观历史进程和场域背景中,基于自身的场域位置所运作而成的产物,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社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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